读《小城纪事》

 

今年的1月11日，收到建东的书稿《小城纪事》。我满口答应他“一定认真拜读。”说来惭愧，从1月读到3月，两个多月断断续续地总算是读完了。也许是老了，有些力不从心吧，有时候读着读着，眼就串行了，更有意思的是，有些已经读过的段落不太记得了，第二天又重读了一遍，结果是看着看着又感觉似曾相识。说句实话，来苏州已有十四年了，成本的书我几乎没看过。在我的印象中，《小城纪事》这是我定居苏州以来第一次完整看完的一部书。书看完了，总要写点读后感吧，结果是从4月初又断断续续地写到了5月初。不是也许，而是真地老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小城纪事》中所记之事，是我或者说是我们这一代人非常熟悉的事。很多事是我们不愿想起的陈年往事，有些事是想忘记却无法忘记的事。

书中的小城，在历史上还是颇有些名气的。周时此地称为共国，唐朝设共州，后改称辉州。传说，这里曾经是远古时共工氏族部落的聚居之地，共工怒触不周山，是著名的上古神话传说，与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并称中国古代四大神话。西周的共伯和，代王行政14年，史称“西周共和”，后来共伯和就隐居在苏门山。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也曾隐居于此地。当然，现代也出过一些名人，如写过《丑陋的中国人》的作家柏杨，著名的书画家侯德昌等。

说起来，我与小城多多少少也算是有点缘源。1968年我下乡插队到了辉县的峪河，当地人念峪(yāo)河，好长时间我才弄明白，辉县话好多字的读音与普通话不一样。大家都知道，河南属于“中原官话区”，但豫北地区例外，属于晋语邯新片，辉县话与中原官话有很大的不同。而辉县不大，却有着辉县市区、盘上、吴村三种完全不同的口音。在《小城纪事》中，建东用了很多辉县方言，这让我倍感熟悉和亲切，虽然新乡市区方言与辉县话有明显区别，但是很多词汇与读音还是很接近的。早些年当语文老师时，我也曾关注过新乡方言字的写法和读音。比如：“往锅里zhang（放）点盐”，zhang字怎么写？确实很头疼，很多字词典没有收录，后来有人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查到是“掌”字。在《小城纪事》里建东用的是“扙”字，“扙”字在《康熙字典》中的释义是“【集韵】雉两切，音丈。伤也。”没有“添加”的意思。再比如：“dao dao菜”，dao字怎么写？也是颇费周折，《新华字典》有“㧅”字，其中有“<方>用筷子夹。冀鲁官话、中原官话。”的释义。很多话日常我们都在说，但是字却不知怎么写，这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烦恼事儿，其实只要我们去认真查考，都是可以找到出处的，只是自己孤陋寡闻罢了。建东在这方面就很用心，他在《小城纪事》中就有意地用了很多方言词汇，并尝试用普通话去诠释它。这也是《小城纪事》的一大特色。

众所周知，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是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如何看待方言，或许还有争议，但是不同的方言代表着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这是没有什么疑义的。方言也是人们情感交流的纽带。古诗云“形容不识识乡音，挑尽寒灯到夜深。”可见乡音多么重要，来的人虽不认识但乡音熟悉，俩人竟然能挑尽寒灯一直交谈到深夜。我这人缺语言天赋，加之无恒心，语言方面是短板。我生于江西，幼时到河南说的是江西话，同龄孩子都不跟我玩儿，因为语言无法交流，后来改了口音，才逐渐融入群体。遗憾的是今天江西话已忘尽，河南话说得也不地道。我在苏州十四年，苏州话不会说，甚至听不大明白，记得有一次，汽车与人剐蹭，对方叽哩哇啦说了一大通苏州话，我知道他在指责我，但我无法接腔，我只好保持沉默，等他说累了不说了我再说。好在现在的年轻人大多都讲普通话，这让我可以在苏州继续混下去。

《小城纪事》还有一大特色，就是真实，无虚妄之言。这是最重要的，文章写得再好，满篇谎言，就毫无价值。

自新政起始，至今七十多年，我们这一代人与其同命运共成长。有人统计过到1977年为止各种大大小小的运动就有五十多场，28年间平均每半年就有一次。

这些运动，在《小城纪事》中不少都有所涉及，建东是在叙事中不经意间提到的。有些运动发生的比较早，那时我们都还小，不太记事。能让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反右以后的事儿，比如大跃进时的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当然还有除四害。印象更深的是三年困难时期的饿肚子，还有十年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更是刻骨铭心，无法忘怀。

建东在《小城纪事》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解放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运动多自然开会就多。大会、小会，辩论会、斗争会，表彰会、动员会、庆祝会、誓师会，积极分子会、地主富农会，各等各色，不一而足。因此西大操场就成为很热闹的地方，小城里的大型集会大都在那里举行，比如‘五·一’‘十·一’的庆祝大会、枪毙犯人的公审大会等等。”

那些年，各种集会台下坐着或站着的主角一定少不了中小学生。在我的记忆中，中小学时期，经常要参加这样的集会，常常还要统一着装，男生是白衬衣蓝裤，那时学校还没有实行统一的校服，每逢集会我就很发愁，要想办法去借衣服。一般人家都穷，没有多余的制服，关键是那时做衣服光有钱还不行，还要有布票才可以。

建东在《小城纪事》中在说到家里小铁柜的故事时，提到了大炼钢铁。“大炼钢铁初期，全民都在搜寻废铜烂铁，家里的大铁锅都被砸烂捐了出去。两位祖母知道小铁柜保不住了，还不如卖几个钱给老人小孩买点吃食。据说，小铁柜是曾祖去天津进货时买的，德国货。想来是经卫河水路千里迢迢运到新乡，再从新乡用骡车运到小城，大概费了不少力气，是家道鼎盛时期的一个见证，应该是老太爷的心爱之物。好不容易才做通了老太爷的思想工作，可小铁柜太沉，家中除了老人就是女人孩子，没人弄得动，于是请南屋老宁帮忙，找了七八个壮劳力抬到南关去卖。但是卖的钱却没拿回来几个，大概也就是几毛钱。据说那些人在南关下了馆子，一顿大吃二喝几乎把钱花光了。那年头，家里成分不好，受欺负是常有的事。”读到此，我分明能够感受到建东的委屈和无奈。那年头，直至今天，我们始终是将人群划分为不同阶级的。如今的年轻人对此没有太深的感受，但凡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无不刻骨铭心。一旦被划到地富反坏右的行列，你就是专政对象，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家庭出身”就是一张标签，标明了你的阶级属性，犹如古代犯人的“黥面”。我们家是“贫农”，这要感谢我们家爷字辈有人吸大烟赌博，败光了家业，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自然就成了“贫农”，就成了革命的依靠对象。过去填表，必有家庭出身一栏，出身不好，会受人欺负，这是常有的事儿。偏偏有一些所谓“根红苗正”的人，极度自傲，看不起出身不好的人，以欺压他们为乐事。

《小城纪事》中提到的大食堂，和我记忆中的非常相似。1957年后期，父亲“居功自傲”与市委工作组硬怼而受处分，我们家不得不从公家分配的住房搬出，在郊区杨岗租农民的房子住，1958年正赶上人民公社实行大食堂，虽然我们家并非农业户，但也有幸入伙大食堂。起初，大食堂伙食很不错，到点开饭，啥也不用带，去了坐座凑齐八人就开吃，一张八仙桌摆满菜肴，吃完饭抹了嘴就走人，真有点共产主义的感觉，但是好景不长，很快桌上的菜就少了，到后来也不坐桌了，我们家是掂个小桶去把稀粥打回家吃。什么时候散的伙记不得了。

紧接着，就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就是《小城纪事》中提到的“低标准”。“对于经历过.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场大饥荒的普通人来说，‘低标准’这个词语是和那透心彻骨的饥饿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我们口语中，成为那个特殊时期的代名词。”那三年，中国人普遍经历了饿肚子的苦难。建东在《小城纪事》中说，“我们是那时候的儿童，我们的记忆是零碎的不完整的，但是真实而深刻的，视角也是特殊的。我们能生存下来，是祖母们、母亲们用她们的“浮肿病”换来的，是我们的父兄辈上树捋树叶下河捞水草换来的。我觉得有责任把他们经历的荒唐和苦难记述下来，让后人知道曾经有过那样一个时期、那样一个人群、那样一种生活。翻阅一下中国史，恐怕这是距我们最近的一次饥荒，也是不多见的全国性的饥荒。”究竟饿死了多少人，至今也没有定论，少则说2000万，多的说7000万，甚至上亿。无论多少，那场灾难是确确实实的。有人曾与我争论，“谁见过死人了？”我告诉他，我姑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得“浮肿病”死的。当然不可否认有例外。记得刚回城上班，与一位同事聊起三年困难时期饿肚子的事儿，他很惊讶，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儿？他说，他们家在北京，父亲是团级干部。那几年他还小在部队的幼儿园，一天三顿饭，从没饿肚子，三餐中间有加餐，鸡鸭鱼肉、大米白面、水果零食全都有。那些年，包括现在，总有一些特殊人群，他们过着特殊的人生，他们的感受与常人有别。就如上山下乡，有人就说“无悔”，他们要感谢要感恩，因为是上山下乡让他们镀了金，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走的不是常人走的路。经历不同，感受自然不同，文革中被摁着头受尽屈辱的人，决不会怀念文革。

《小城纪事》中直接提到文革的不多，直接提到上山下乡的却不少，专门有一卷“大有作为小记”，大概是这段往事让人记忆太深刻。我是1968年12月15日被大卡车拉到峪河的，那天出发时，天上飘着雪花，从我们学校到峪河大约五、六十公里的路程，一路颠簸，站在车上，尽管有帆布蓬，两只脚还是冻得发麻，浑身冻得透心凉。那时的交通十分不便，路况也不好。后来我们从乡下回城，常要步行走很远的路，每天的长途班车就一趟，但是我们没钱，舍不得花钱坐车，我们就步行十几公里去坐火车，不买票就是蹭火车。我1971年元旦后就回城上班了，在农村只待了两年多一点，没有建东在农村干得时间长，也没建东受的苦多。好像建东什么活都干过，他的劳动日是18工分，我是16工分，可见他比我能干。他是余粮户，我是缺粮户。年终我要补缴二十多元，才能领足口粮。

书中提到的种红薯吃红薯的事，我也曾经历。大种红薯可能是县上统一部署的，我们村也种了很多红薯，据说红薯高产。等到了秋天收了红薯，并没有把红薯交公粮，而是分给村民作口粮，分不完的集中到大队做粉芡、做粉条。我非常荣幸地被抽调到大队粉坊去上工。去了之后才知道这活很辛苦，一般人都不愿干。常常要夜里干活，那时农村的电很不正常，一般是半夜才有电，我的任务是守在粉碎机旁，往机器里投红薯，水把红薯里的芡粉液冲到沉淀池里。到快天明时困得很，两眼就睁不开。白天还要把沉淀池里的水放掉，把池子里的粉芡挖出来，放在兜布里挂到外面去晾晒。我没等到做粉条就请假回家了。说到吃红薯，我和建东有同样的感受。我们知青组一天三顿吃红薯，蒸红薯、烤红薯、炒红薯，稀饭锅里下红薯，只吃得反胃吐酸水，看见红薯就恶心，返城好多年都不吃红薯。有人说，“红薯很好吃我很爱吃”，我承认，红薯确实很好吃，但是长期把红薯当饭吃，就另当别论了。

除了去大队粉坊干过，我还有幸去大队林业队干过。当时村里有基建队和林业队，他们的队员大多是出身成分比较高的，当然也是村里最有文化、最有本事的一伙人。我跟一个中年大叔学扦插育苗，活不重，锯树枝、剪树枝，往地里插树枝。冬天，我们去村边的杨树上锯一些枝条，再把它们剪成段，然后插到地里，来年春天这些枝条就会生根发芽，一两年就会长成树苗，再移栽到别的地方。

在农村干过不少活，说实话那真不是人干的活。比如说收麦子，全凭体力，用一把镰刀割，头上是炎炎烈日，脚下是蒸腾的土地，弯着腰从地这头割到地那头，汗水顺着脊背流下来，湿了上衣，湿了裤子，干不了多长时间，浑身汗湿，腰酸背痛。还有往地里送粪的活，如果是牲口粪便或是秸秆沤的肥，则是用独轮车往地里推。最让人难受的是往地里挑茅粪，两只木桶装满人粪尿大约有百十斤重，从村里家户的茅厕挑到村外的地里，近的三里地，远的有十里八里的，几趟下来，肩膀磨得红肿。这些跟建东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他竟然干过下窑的活，那更不是人干的活。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个电影叫《燎原》，其中有煤矿工人在井下工作的场景。建东在《小城纪事》中说，“回想那情景，几乎和电影《燎原》里一模一样。唯有不同的，《燎原》里矿工的嘴里衔着-盏油灯，而我们嘴里没有，这也算是时代的进步吧。”“尽管用上了电灯，但井下劳动的艰辛和苦累，应该和从前没什么区别。记得开始下井的头几天，浑身肌骨没有一处不酸疼。下班后倒在铺位上，翻身都困难。除了翻身时吭吭哧哧的呻吟声，没人说话，除了喝糊涂啃窝头屙屎尿尿，只是静静地挺在黑暗的窑洞里，一挺就是半天一夜。要知道，我们当时可都是一二十岁的农村棒小伙，脱坯垛墙、挖沟上梁、拉犁拉耙、挑担扛包，什么样的重体力活都干过，但从没乏累得话都不想多说。现在想来，大概是窝屈着干活用的都是寸劲、内劲的原因。”那时是1971年，我已经返城上班，建东还在农村干着如同地狱般的活，他才十八岁，才成年。他说：“那种委屈，不只是因为劳累和危险。”“那种委屈主要来于生活的不公和人情的冷漠。当时在桶张河，没人关心你的冷暖苦累甚至死活，只有人问你今天挖了多少白矸、完没完成任务。之前听说过当矿工苦，但也听说过矿工的工资高，有劳保，吃的好。而我们却什么也没有，吃的饭食，除了下井时能带两个白馍当干粮，早晚永远是玉米面糊涂、窝窝头加咸菜，中午是糊涂面条加窝头，偶尔改善生活吃一顿捞面，那面条厚得能当扁担挑——夹住中间两头忽悠。玉米面糊涂熬得半生不熟，稠得插杓不倒，用筷子撮一骨朵抿到嘴里，有股生面味。”这种委屈，我有体验。有一次，队里种棉花，种子是用剧毒农药浸泡过的，那天是一个人用锄头挖坑，我用手捏了种子往坑里放。结果是到了晚上，我头晕、恶心、呕吐，疑似农药中毒。饭也没吃，就昏沉沉上床睡觉了，一夜迷迷糊糊的，早晨天没亮，队长就去喊出工，我说我要请假，队长却不准假说，“别装病！”顿时，委屈、愤怒一下子堵在胸口。

我们受的这些苦，算不得什么，毕竟我们熬过来了，一直活到了今天，比之那些把命都留在了那里的知青幸运多了。上山下乡留下了很多“后遗症”，曾经有个电视剧《孽债》，讲述了五个孩子从西双版纳到上海寻找自己多年前返回上海的知青父母。主题曲这样唱道：“曾经深爱过，曾经无奈过，曾经流着泪舍不得，曾经拥有过，曾经失去过，曾经艰难地选择，多少甜蜜和苦涩，变成多少悲欢离合。曾经失眠过，曾经兴奋过，曾经为了你魂不守舍，曾经年青过，曾经冲动过，曾经为了你喝醉过，魂断梦牵的岁月，留在回忆里永不褪色。谁能告诉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谁能谁能告诉我，什么是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说“曾经艰难地选择”，其实，那个年代，根本就没得选择，你就是一粒尘埃，被风暴裹挟着，随波逐流，听天由命。

依我看，上山下乡是逆世界潮流而动，实质上就是一种倒退。纵观世界，城市化发展是个大趋势。从1760年到1850年，工业革命使英国的城市人口由最初不到10%发展到50%以上，远远超出同期世界城市化水平的6.4%。英国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从1851年到1950年，城市化在欧洲和北美得到较快发展，它们的城市人口从1850年的0.4亿增至1950年的4.5亿,城市化水平达到了51.8%。从1951年到200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挣脱了殖民统治的束缚，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从而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使世界城市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1980年达到41.3%,1990年己经达到了50%,上世纪末己经超过了60%。

再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从1949年到1978年的29年间，中国大陆的城市化进程相当缓慢，仅由11.2%上升到19.4%。尤其是文革时期，城市化进程停滞，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大力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市人口倒流回农村，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中国城市化进程得以较快发展是在1979年之后， 2011年12月，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

城市化率，是衡量国家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往往领先于世界，城市化率的高低，揭示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都在95%左右，美国97%，日本93.9%，英国83.9%。城市化是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我想起了1975年的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后，他们将金边的200万城市居民全部赶到乡下去，他们要“去城市化”，要消灭城乡差别，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他们比我们步子迈得大，一步跨进“共产主义”。问题是他们不具备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而是把标准拉低，让所有人都过上共同贫穷的生活，共同过上当牛做马的生活。可笑的是他们把汽车、挖掘机等先进的机械拆了去炼铁，然后做成耕地的犁，就如同当年我们大跃进时把铁锅砸了炼铁一样，但他们比我们的步子更大，走得更远。红色高棉当政期间，柬埔寨非正常死亡300万人，占全国人口五分之一。我在想，如果中国的文革“不刹车”的话，会不会也像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那样“去城市化”？或许更有甚之。

几十年来，我们见闻了太多的荒唐事。有些事按照常识去考量根本就是不可行的，但是有些人偏要去做，冠以高深的理论，就成了伟大的运动。

在《小城纪事》中，建东用忠实的笔触记下了亲身经历的点点滴滴，虽然琐碎，但它真实。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字里行间凸显的浓浓亲情。

书中写了他的祖母，“我们这一代人大都是听着祖母的云话儿、念着祖母的小曲儿、猜着祖母的谜儿长大的。”“在那些闷热的夏天的晚上，人们摇着葵扇坐在院子里乘凉。无边的黑暗笼罩着四周，天边的闪电越过黑黢黢的房顶明灭着，熏蚊子的火绳吊在窗台下燃着一点暗红。我们幼小稚嫩的心灵被无名的恐惧和无边的无聊无奈所控制，依偎在祖母的怀里，唧哝着、怄闹着。”

书中写了他的叔叔和姑姑，“我和哥就是在叔叔和姑姑们的伴领下长大的。最早的记忆已经极模糊了，应该是在老宅的后柴院。三叔和四叔带着两三岁的我们逮小虫（麻雀）。我们躲在堆放杂物的柴屋里，长长的麻绳逶迤到院里，麻绳栓着棒槌，棒槌支着竹筛，竹筛下撒了秕谷。我们窝在三叔和四叔怀里，隔着门缝盯着竹筛，紧张地等着“小虫”蹦到竹筛下面去。”“记得那年夏天，母亲和二姑坐在院里给我和哥缝制书包。给我们试挎书包时，她们的喜悦和夸奖，至今难忘。”“那是和二姑相处时间最长的一个夏天，她给我们讲了不少童话故事，记得有‘金鱼和渔夫的故事’和‘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

书中写了他的母亲，“她浑身浮肿，坐在安阳市东郊一个派出所的户籍室里已经快一天了，女户籍警只管办自己的事，就是不理她。此前她已来过多次，女户籍警总以孩子的年龄超过了规定为由，不给办理，还训斥她:哭啥呢哭!不能办就是不能办，哭也不管用!这一回，母亲听了父亲的话:不管她怎么说怎么训斥，坐在那里就是不走。整整一天，快到下班时，女户籍警突然撂给母亲一句话，说是不开准迁证，只要把户口迁来就给落下。母亲怕不牢靠，又叮问了一句，户籍警就不耐烦了:叫你回去迁，就是能给你下，还啰嗦啥!”

书中写了他的父亲，“父亲回来接我们是除夕的前一天，来时还背回了一吊干胡萝卜缨和一小袋大盐。那天晚上，一家老小坐在如豆的油灯下，吃那炸了半天、剁了半天，又放上大盐熬煮了半天的干胡萝卜缨——嚼起来柴禾一样，有浓重的药腥味，草根树皮也不过如此难以下咽，还不如四叔在河里捞的水闸草。”

书中写了他的兄弟，“跟着父亲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终于看见前面有了一点微弱的亮光，父亲告诉我们，那就是我们家，我们家就在村头。那点亮光越来越近、越来越大，在父亲‘到了，到了’的声音中，突然间，三弟从屋里跑出，为我们掀开门帘，兴奋地大叫‘大哥二哥来了!大哥二哥来了!’这一刻永远地定格在我的记忆中了。”

书中写了他的亲戚，“记得那几年一到过年，叔祖就会买一些小摔炮分给我们这些侄孙，然后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啪’‘啪’地乱摔。当时他膝下还没有男孩，一看见我们这些侄孙，两眼就笑成了月牙，瘦削的脸型加上两个笑靥，一副超级可爱的样子。叔祖刚回到家的时候，可能手里还有几个零花钱，晚上带我去听评书、看木偶戏，散场后在戏院门口的小吃摊喝丸子汤。尽管没几次，但让我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大家庭里亲人的亲情和温暖。”

建东的家庭是一个大家庭，在小城应该是“大户人家”。如果没有历史的“大拐弯”的话，从其曾祖延续至今，一定是书香传续、家业兴旺。我特别羡慕建东有这样一个和睦的充满了亲情的大家庭，特别是书中经常提到的祖母。我从未见过我的祖父祖母，他们长什么模样不知道，生卒年月不知道，甚至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现在回老家上坟都找不到坟头，文革时被平了。我一直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总喜欢跟死人过不去，动不动就去平人家的坟，与死人斗也其乐无穷？或是一种传承？2500多年前，当伍子胥破楚入郢后，不是做了“掘墓鞭尸”之事吗？《史记·伍子胥列传》有记载：“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现在不仅有传承，还有发扬光大，最近不是说南方某地又在拆人家祠堂吗？我父亲抗战时参加八路军，从山东到东北，内战时从东北南下到江西，新政后又调防到平原省，裁军时转业落户到河南，在新乡我们家是独枝没有亲戚，和建东家无法相比，总觉得我们家是“飘”着的没有根。从未有过一大家子祖孙几代坐在一起亲情爆棚其乐融融。

读《小城纪事》，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满篇的书卷气。书中常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可见建东的文史功底和良好的家传。

建东在《小城纪事》中说，“闲来无事翻阅《诗经》，看到以上诗句，亲切之感油然而生。自然经济社会里，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每当傍晚鸡群栖息于鸡埘的时候，也是女人思念远服劳役丈夫的时候；阴雨连绵，人闷在家里，鸡栖于檐下；人不能外出劳作、游玩，鸡也不能四处觅食、游荡；人和鸡的心情同样无聊无奈。以鸡无聊时‘喈喈’‘嘐嘐’的叫声，衬托主人公百无聊赖的心情，真是神来之笔，自然之极。《诗经》所反映的生活中，鸡是重要的背景元素，对它的描写和模拟，简洁、准确而且生动。看来三千年前的中国，家鸡已经是人的亲密伙伴和家庭生活的重要成员了。”

由此，建东联想到了中国的养鸡变迁史。“自然经济时代，一般人家几乎没有不养鸡的。无论小城还是乡村野肆，只要有空地，就能见到三五成群的鸡，一只大公鸡领着，‘咕咕咕咕’到处觅食。只要有人家，就能见到垒在窗户下的鸡窝或搭在院子里的鸡笼。母鸡卧在蛋窝里“咯打咯打”繁（嬎）蛋，公鸡站在墙头上伸长脖子‘喔喔喔喔’打鸣，是那时一般人家院落的固有景象。”

“到了五十年代中后期，‘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因为要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于是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办钢铁、大办食堂，拔白旗、创高产、放卫星，铺天盖地的浮夸风，把延续了几千年的‘鸡栖豚栅半掩扉’的小农生活冲了个七零八落。人都入集体吃大锅饭了，家鸡作为小农生产的标志物，自然也就消失殆尽。

狂热过后随之而来的是大饥荒、大萧条，浮肿病、低标准，百日少烟火，千里无鸡鸣。想着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跑步进入了名为天灾实为人祸的‘三年困难时’。肚皮是最不好哄的，迫不得已，只好‘三自一包’、‘劳逸结合’了。于是，鸡鸣之声又成了大劫之后农村社会恢复生机的一个明显标志。”

原谅我大段地引用了《小城纪事》中的文字，因为建东的描述是那样的真实和准确。再后来，养鸡数量的多少直接跟资本主义挂钩，他们要割“尾巴”了。再后来，鸡蛋凭票供应，根本不够吃。如果私下交易，那就是“投机倒把”，这罪名可大可小。“投机倒把”原意指看准时机行情，转手倒卖，以获取利润的活动。后来被人为地塞进了很多附加内容，逐渐演变成一个不好的词，最终成为一个罪名。其实商品交易的本质就是交换，通过交换而获利，双方你情我愿，各取所需。这本来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经济活动，只是有悖计划经济，便有了“原罪”。

《小城纪事》中有一卷是“小城树木考”，专门写小城中生长的各种树木。

写榆树，建东引用了唐代诗人韩愈《晚春》中句子“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举了《后汉书·冯异传》中的名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写杨树和柳树，建东列举了一系列古诗词中的名句：宋代词人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的“杨柳岸晓风残月”、唐代诗人王之涣《凉州词》的“羌笛何须怨杨柳”等。建东说，诗人常常“杨柳并举”。这种说法，我有异议。《百度百科》是这样解释“杨柳”的：“杨柳，一种植物，指柳树，出自中国古诗词。最早出自《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杨柳最早就是柳树的意思，因为一到春天，柳树就会飞絮，很容易引起古人的伤感。”不少人在读到古诗词中提到的“杨柳”以为是杨树和柳树两种树的并称，其实不然。清代康熙年间张英等人编撰的类书《渊鉴类函》中“杨柳”条目下很多古诗文例句中“杨柳”词义均被解释为“柳”。当代《汉语大词典》中所收录的以“杨柳”为词素的词条，其中的“杨柳”也都解释为“柳”。录此仅供参考。

写槐树和桑树，建东特别提到了“国槐”和“老槐树”的传说。“小城里有名的老槐树有两处，一处是灶爷庙的S弯形老槐树，一处是县政府院里的‘槐抱榆’。但它们都只在小县城周围有点名气，比不了山西省洪洞县的老槐树。整个华北地区、中原地带，随便找个当地人问问:你们老祖先从哪里迁来？十有七八回答：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下。老槐树，故土的记忆啊！官名定为‘国槐’，实是当之无愧。”至于桑树，建东引用了《诗经》中的很多诗句：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分。”“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爱求柔桑。”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

建东还引用了《孟子·梁惠王章句》中一段话“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不太完整，我补录如下：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礼仪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畜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锦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译成现代文：

齐宣王说：“我头脑昏乱，对您的说法不能作进一步的领会。希望先生开导我的心志，更明确的教我。我虽然不聪明，也不妨试它一试。”

孟子说：“没有固定的产业收入却有固定的道德观念，只有读书人才能做到，至于一般老百姓，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收入，也就没有固定的道德观念。一旦没有固定的道德观念，那就会胡作非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才去加以处罚，这等于是陷害他们。哪里有仁慈的人在位执政却去陷害百姓的呢？所以，贤明的国君制定产业政策，一定要让他们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子儿女；好年成丰衣足食，坏年成也不致饿死。然后督促他们走善良的道路，老百姓也就很容易听从了。现在各国的国君制定老百姓的产业政策，上不足以赡养父母，下不足以抚养妻子儿女；好年成尚且艰难困苦，坏年成更是性命难保。到了这个地步，老百姓连保命都恐怕来不及，哪里还有什么工夫来修养礼仪呢？大王如果想施行仁政，为什么不从根本上着手呢？在五亩大的宅园中种上桑树，五十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穿上丝绵衣服了。鸡狗猪等家禽家畜好好养起来，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有肉吃了。百亩的耕地，不要去妨碍他们的生产，八口人的家庭都可以吃得饱饱的了。认真地兴办学校，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反复教导学生，头发斑白的人也就不会在路上负重行走了。老年人有丝绵衣服穿,有肉吃,一般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服，是从来没有过的。”

孟子的这段话还是很有见地的，即使放到今天，也没什么错。两千多年前的孟子都能看到民生的重要，为什么具有最先进思想的现代人却比齐宣王还“惛”？

介绍小城的树木，建东引经据典，如数家珍。说到小城的鸟类，犹如科普讲座，古今中外，旁征博引。

麻雀，小城最常见的鸟儿，曾被列为“四害”之一的鸟儿。建东在书中讲了当年全民动员消灭麻雀的事儿，也说了三年困难时期吃麻雀的事儿，也说了如今麻雀在减少的事儿。其实我们在糟蹋着自己生存的家园。

说到喜鹊，建东讲了“七夕”牛郎织女的故事，并引证古诗以证故事的古老。南朝乐府诗有“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唐诗中有“卧看牵牛织女星”、“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宋词中有“鹊桥仙”词牌，和“忍顾鹊桥归路”的句子。

说到乌鸦，建东联想丰富，除引证“乌鸦反哺”的传说，还提到他一次游平店西沟，见一位老农背着药桶，在一块崖边的“白地”里喷洒，问:喷的啥药?答:百草枯。顿时明白，那种“团空乌鸦成阵，隔崖红树孤村”、“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的景象，怕是很难见到了。建东还讲述了小城乌鸦与山西乌鸦与俄国乌鸦的不同，进而讲了“鸠占鹊巢”的故事。再讲了西方的寓言故事《乌鸦喝水》、《乌鸦和狐狸》，联想到中西文化的异同。“我们中国的乌鸦除了反哺爹娘，好像没有这么精彩的故事。同样是乌鸦，西方人看重的是它的聪明、它的智商，我们看重的是它的德性、它的情商。这就是文化的差异。不过有一点相同的，是乌鸦的‘神性’。西方文化中乌鸦是预言家，总是和老巫婆、猫头鹰一起出现。我们的古代传说中，乌鸦是一种瑞鸟，是火神、火精，是太阳的代称，叫‘赤乌’。这种认识可能来之于直感:乌鸦通体乌黑犹如木炭，不是火精又是什么?把它看做不吉利的象征可能是后来的事情。唐宋文人的诗词中往往把它和黑夜联系在一起，以抒发凄愁没落之感，如‘月落乌啼霜满天’‘乌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枯藤老树昏鸦’‘斜日寒林点暮鸦’‘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写小燕，“燕燕于飞，参差（差池）其羽。”引自《诗经·邶风·燕燕》；写大雁，“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出自元代王实甫的《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建东在《小城纪事》中记述了很多我们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鸟类，有些我见过，常对不上号，似曾相识，但叫不出名字。有些名字很熟悉，但没见过，或是从眼前飞过却不认得。没有建东有心，更无深究之恒心。比如“杜鹃”，有杜鹃鸟和杜鹃花之分。古诗词中常见“杜鹃”，唐朝李白的“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宋朝苏轼的“萧萧暮雨子规啼”。杜鹃鸟又叫杜宇、布谷、子规、望帝、蜀鸟等，名字非常熟悉，但是实物印象模糊，至今我都无法准确识别。至于杜鹃花，也是名字非常熟悉，但不能准确识别。还是那年去英国，正赶上杜鹃花盛开，伦敦到处可见杜鹃花，尤其是在温莎大公园，有着大片大片的杜鹃花，我把它看了个仔细，算是真正认识了杜鹃花，如果单朵花看，算不上多好看，如果他们聚在一起，花团锦簇，还真是蔚为壮观，算得上是beautiful！

读《小城纪事》，让我顺着建东的思路，回顾了自己七十多年的人生历程。我与建东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经历大致相同，但人生历程又各有各的不同。

想想这七十多年，一路走来，磕磕绊绊，坎坎坷坷，实属不易。回首往事，有追悔，有遗憾。很多能做的事没做，很多不该做的事做了。大家有没有同感？在人生的旅途中，作为普通的个体，我们无法左右局势。但是在有限的生存空间里，有人依然活出了人生的精彩。比如，写点东西实录人生，我们能做但是我们没做，不遗憾吗？建东做了，写了《小城纪事》。再比如，我们年少无知时正逢文革，大家近似疯狂地山呼万岁，无知无畏自以为是，破四旧，批老师，干了那么多不该干的事，你不后悔？

有遗憾，那是因为我们内心有追求，对未竟之事有不舍。每当夜深人静，我们躺在床上，望着窗外夜空，心中不免会涌起对那些错失机会的叹息。也会有后悔，比如，该读书的时候，却去赶潮流荒废了学业，如今你不后悔？当年的一时冲动，失去理智，做了不该做的事，它必定成为你心中永远的痛。记得文革时有一位少年举报自己的母亲而使母亲被枪决的事吗？几十年过去了，他追悔莫及，他说，做梦梦见母亲，母亲都不和他说话。前几年，不少当年的红卫兵为自己当年的疯狂行为忏悔道歉，那个文革曾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宋要武，写了一封道歉信，对自己文革时做的错事道歉。文革第一个蒙难者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声明“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很多事情不是一句道歉就能了事的，做事要谨言慎行，“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当然文革是大潮流，个人难以抵挡，但是，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你虽无法抗拒命令，但你可以“枪口抬高一寸”。有人说，“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然而，那些错误犹如心中的一道疤痕，即使得到原谅，你也无法将疤痕抹去。每次犯错，都会有代价。有些是你内心无法承受的，愧疚和自责伴随终生，让你灵魂不得安宁。

读《小城纪事》感想很多，有很多话不好说，就此打住。